面对敌人疯狂围剿 邓小平如何坚守大别山
发布人:宣传部  发布时间:2019-04-15   动态浏览次数:13

 

 

面对敌人的疯狂围剿,刘邓不得不暂时分开,邓小平挑起坚守大别山的重担,领导渡过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区的战略展开,如一把锋利的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腹,使敌人惶惶不可终日。与此同时,挺进苏鲁豫皖地区的华东野战军主力和挺进豫陕鄂地区的陈谢集团,都已胜利展开,站稳了脚跟。三支大军在中原的“品”字形阵势已经形成。不仅调动了山东、陕北两重点战场的敌军主力回援其根本重地,而且迫使敌人把战线由黄河移到长江,把敌人进攻解放区的战略后方变成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前进基地,并直接威胁国民党江南统治区。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对战局的这种变化,国民党统帅部惊恐不安:既怕刘邓大军在中原立足生根,更怕解放军南渡长江,突破大巴山防线进入四川。11月下旬,蒋介石亲自宣布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由国防部长白崇禧兼任主任,直接掌管豫、鄂、湘、赣、皖5省军政大权,要以“总力战”与共产党争夺中原,并确保其长江大动脉。而首先要集中兵力肃清大别山解放军。白崇禧受命之后,即组织15个整编师和3个旅的兵力,并以驻汉口战斗机、轰炸机等及海军舰艇部队作支援,于1127日对大别山展开全面围攻。考验大别山的关键时刻到了。

 

面对愈益严酷的敌情,刘邓冷静地分析了敌我情况,认为敌人的兵力占绝对优势,且密集靠拢,向心合击,难以捕捉战机;而我根据地新建立,群众尚未充分发动起来,中心区山高路陡,回旋余地狭窄,粮食困难,不便于大兵团宽大机动,不宜集中过多的部队在大别山打大仗。基于此,刘邓决心采取“避战”分兵的方针。即抽一部分主力留在大别山,利用大别山的复杂地形、在内线进行小的战斗和游击战争,打击和牵制敌人;同时在外线再开辟三个战场;以第十纵队向桐柏挺进,开辟桐柏解放区;以第十二纵队向江汉地区展开,创建江汉解放区;以一纵队由大别山内线向北转出,前进五百里,北渡淮河,在淮西展开。

 

在最关键的时刻,邓小平与刘伯承分开了。邓小平同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李先念、参谋长李达组成前线指挥所,指挥大别山内线开展游击战争。刘伯承率后方指挥部随一纵队转移至淮河以北,指挥外线各纵队。在谁率部坚守大别山的问题上,刘邓之间曾有过争论。留在大别山的部队只有3个纵队7万多人,而敌人有30万人,很显然,在敌重兵围攻,地形、供给都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留守大别山,是一副重担,和中原地区以及全国各战场相比,可谓是重上加重。正因如此,刘邓都坚持要自己留下,让对方到外线指挥作战。最后,邓小平说服了刘伯承,毅然把重担抢在自己手里。他对刘伯承说:“我到底比你年轻。我留在大别山指挥,你到淮西去指挥全局。”刘伯承最后表示:“警卫团都给你留下,我只带一个排就行了。你在大别山行动频繁,我带电台在淮西给你提供敌情。”1211日,刘伯承率部向淮西转移。

 

在敌人的轮番“进剿”下,刚建立的大别山根据地受到严重破坏。已经解放的县城又相继被国民党军占领,到12月底,解放军控制的30多个县城只剩下12座,后来,连这12座也被迫放弃了。根据地被彼此分割开,刚建立的地方政权受到摧残,农民协会被迫解散,许多群众因担心敌人报复又重新躲到了山上。而地主反动势力却活动猖獗,公开逮捕、杀戮共产党的地方干部和解放军伤病员,威胁利诱群众。此情景正如邓小平、刘伯承写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所说:“此次为我反攻后之最大考验,处境确有困难”。大别山的斗争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邓小平不断地总结经验,为部队规定了关于大别山反“清剿”的斗争方法与策略。斗争方针是:

 

(一)以小部消耗大敌,以大部歼灭弱敌,发展外线,开辟新区,吸敌西顾,配合内线反“清剿”斗争,抓紧空隙进行土改。

 

(二)以必要的兵力坚持内线反“清剿”斗争,适时分遣集结,力争打小歼灭仗(一个班亦好)。

(三)乘虚奔袭敌纵深薄弱地带,除可开辟新区工作外,迫使敌回头。凡所有部队均应有主动的机动与休整,避免被动地退却。

 

(四)发扬高度的进攻精神,捕歼小敌、土顽,尤应以爆破、阻击、夜袭、火攻、捕捉、破残、破路等,才能杀伤敌方人马、物资、破坏交通、消耗疲敌。

 

邓小平为部队确定的斗争策略是:主力部队化整为零,采取敌向外,我向外,敌向内,我亦向外的方针,将敌人牵到外线,以小部牵制敌人大部,以大部寻机歼灭敌人小部。

在上述军事原则与作战方针、策略的指导下,邓小平指挥部队以灵活多样的方式打击敌人。在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周旋时,他和战士们一样,经常忍受饥寒不顾疲劳,夜晚行军,风餐露宿,数日不得一饱,半月不见油盐。但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广大将士克服了重重困难,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共歼敌正规军和地方团队伍1.1万余人,收复了10余座县城,取得了大别山内线斗争的初步胜利,渡过了创建根据地的最困难时期。

对于这段为时不长但却终生难忘的岁月,40多年后,邓小平生动地作了概括:“我一个,先念一个,李达一个,带着几百人不到一千人的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方针就是避战,一切为了站稳脚。那时六纵担负的任务最多,在大别山那个丘陵地带来回穿梭,一会儿由西向东,一会儿由东向西,今天跑一趟,明天跑一趟,不知来回跑了多少趟,调动敌人,迷惑敌人。别的部队基本上不大动,适当分散,避免同敌人碰面。这样搞了两个月,我们向中央军委、毛主席报告,大别山站稳了,实现了战略任务。”

针对国民党军欲集中全力弄垮大别山后再转移兵力对付其他地区的打算,远在豫皖苏区的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于1219日致电中央军委,提议陈粟、陈谢两军要长期配合刘邓,直至完全粉碎敌军对大别山的进攻。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完全赞同这一建议,指示粟裕等以4个纵队迅速南下,与陈谢会合,沿平汉路直迫武汉。

 

关键时刻,邓小平首先考虑的还是全局。当他得知中央和粟裕的意图后,立即复电表示,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任务,就是为吸引敌人重兵于自己周围,使兄弟部队能够展开反攻,大量歼敌。大别山形势虽比较严重,但已作了准备。全局仍属对我有利。所以,陈粟、陈谢对大别山的支援,不宜急躁,应作较长期的打算。“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在三个月内,陈粟、陈谢能大量歼敌,江汉、桐柏及豫陕鄂区、淮河以北地区能深入工作,对全局则极有利。”为大量歼敌,改观局面,邓小平等还于1222日致电中央军委,建议把自己所属的杨勇纵队留在淮北,使陈粟保持强大的野战集团。

 

原刘邓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后来回忆,邓小平曾告诉他:“就是要多背一些,釜底抽薪就不要怕烫手。调动敌人回援根本重地,这是个关系到全局的战略行动。我们多背些敌人,宁愿本身多忍受一个时期的艰苦,也要拖住敌人几十个旅于自己的周围,使山东、陕北的兄弟部队能腾出手来,大量消灭敌人。……我们准备告诉他们,要作长期打算,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一些,他们可以放手歼敌,对全局极为有利。”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国民党军对大别山实施大举围攻的近两个月里,刘邓、陈粟、陈谢三支大军内外线互相配合,积极作战,共歼敌6.9万余人。把南线敌军的160多个旅中的90个旅,牢牢地吸引在中原战场。不仅粉碎了敌人对大别山的“围剿”,巩固了大别山根据地,而且新开辟了江汉、桐柏、淮西解放区,发展和扩大了豫陕鄂和鄂皖苏解放区。1948115日,邓小平致电毛泽东报告:“现在看来我们业已站住,不管情况如何严重,敌人是撵不走我们的。”

 

1948224日,遵照中央军委要刘邓率主力转出大别山区准备打大仗的指示,邓小平、李先念、李达率部来到安徽省临泉县以南的韦寨,与刘伯承、张际春胜利会合。历时半年多的大别山区的艰苦斗争宣告结束。

经过大别山斗争,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受到削弱,主体4个纵队减员很多,更新也困难,有3个纵队每个纵队仅剩2个旅,1个纵队剩3个旅。只有秦基伟领导的九纵队保持兴盛的旺气。

 

尽管付出了较大的代价,但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却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毛泽东在1947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上所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高度评价了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开始的战略进攻。他说:

19477月至9月间,人民解放军即已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破坏了蒋介石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企图彻底破坏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



(摘自《邓小平在重大历史关头》九州出版社 宫力 周敬青 张曙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