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十八军第三次组建

   红二十五军长征后，国民党军趁鄂豫皖地区没有主力红军之际，更加肆无忌惮。他们大修碉堡，广设封锁线，把鄂豫皖边区划为四个格子式“驻剿”区，纵兵烧、杀、抢、掠，所到之处，尸山血海，一片废墟。

敌人残酷“清剿”，形势十分险恶。省委成员大多随红二十五军西去，留在根据地的只有鄂东北道委和皖西北道委，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不足3000人，处于分散隔绝状态，不能形成拳头。

红二十五军转移后的第二天，鄂东北道委召开会议，决定集中地方武装，打击敌人，扩大影响。随后，将光山战斗营、罗山教导营、痊愈的红军伤病员和要求参加红军的群众组成鄂东北独立团，使鄂东北地区有了一支骨干武装。

12月下旬，敌人大规模“进剿”再度展开，方永乐带鄂东北独立团去皖西寻找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转送省委转移前夕给高敬亭的指示信。1935年2月1日，鄂东北独立团与高敬亭的部队会合。

高敬亭此时才知道红二十五军已离开了鄂豫皖边区，明确了省委交给他的任务，组成新的领导机构，并以红八十二师和地方武装为基础，再建红二十八军。

   2月3日，在太湖凉亭坳，高敬亭主持召开干部会议，研究落实省委指示，决定以两支部队为基础，第三次组建红二十八军，高敬亭任政治委员，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党政军工作；在老根据地大部被占领的情况下，大胆积极地寻找新的立足点，创建新的游击根据地。红二十八军刚刚组建，敌三个师就从西北、东北、正南三个方向合围过来，当时，大雪纷飞，天寒地冻，不少战士身着单衣。前有拦路虎，后有跟踪狼，风声、人声、枪炮声汇成一片；白雪、红旗、人流交织一起。全军近两千将士奋勇拼杀，突破敌阵，连夜冒雪翻越大别山最高峰白马尖， 把覆没变为坦途。

部队到王庄一住下，发现一座大庄院，背依岗丘，面向田贩，飞檐高墙，几进屋宇。在这山沟里，这样大的庄院，算是很气派了。侦察员一打听，原来是国民党安徽省财政厅长、前代理省长余谊密的老巢。余谊密掌握安徽省财政大权， “剿共”十分卖力，颇得国民党当局赏识，这次回到老家潜山县王庄过春节，恰 似送到红军嘴边的一块肥肉。高敬亭决定抄他的老巢，打这条“毒蛇”。

次日上午，手枪团一部分人化装成余家好友前去拜年，进院后乘敌不备， 缴 了武装警卫的枪械，后续部队立即跟进，迅速全歼王庄之敌。余谊密做梦也不会想到，蒋介石广为宣传已经消灭的大别山红军，会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当他明 白过来时，看清站在面前的红军并非幻觉，就像一堆肉团，一下瘫倒在地。

王庄战斗之后，红二十八军为开创游击战争的局面，开始了艰苦的外线转战。 一连好几天，部队不停地向北疾行，牵着敌人的鼻子走。4月20日，队伍来到潜山桃岭，这里山高岭险，便于我军阻击；地势狭窄，敌人再多也无用武之地。 “小师政委”方永乐和高敬亭商定，在此设下埋伏。

敌三十二师是一伙骄兵，不等后续部队到达，先遣部队就想抢头功，发起了冲锋，在红二十八军的顽强阻击下，被迫退了回去。敌人以为这只不过是红军的一套老办法，打一阵会走，喘口气后，接连发起几次冲锋，一次比一次猛烈，但几次被红军的反冲锋打得落花流水，桃岭上躺满了敌军的尸体。

敌军判断正面阻击的是红军主力，见阵地上火力渐渐减弱，以为红军弹药完了，又集中兵力向山 上猛攻。山势狭窄，敌军无法展开，密集拥挤在半山腰，暴露在红军火力之下，忽然，桃岭上杀声骤起，主力红军从两翼杀出来，正面阵地的红军，持大刀的，端刺刀的，举石头的，一齐跃入敌阵。被围在桃岭上的敌人成了瓮中之鳖，一时鬼哭狼嚎，横尸遍野。

桃岭伏击战，新组建的红二十八军初试锋芒，打垮敌军三个团，歼其两个营， 大伤敌王牌三十二师的元气。从此，这个骄横不可一世的“剿共”主力，再也

不敢那么猖狂了。

红二十八军重新崛起和游击战的频频胜利，震惊了国民党统治集团。他们以为主力红军一走，就可以“砍尽山上树，挖绝红军根”，哪知红军“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4月24日，蒋介石急电鄂豫皖“剿总”总指挥梁冠英：“查鄂豫皖边区残匪，迭令剿办，迄未肃清，流窜如故，日见猖狂，若不迅予扑灭，贻患无穷。” 鄂豫皖“剿总”将指挥部从武汉迁至大别山，动用13个师 61个团的兵力，限于6月底“完全肃清”红军游击队，否则，将以“纵匪论处，以重军令” 。

红二十八军转战皖西，打了不少胜仗，部队得到了锻炼，但也受到重大损失，尤其是一批主要骨干相继牺牲。为有效保存自己，摆脱敌人新的“清剿”，主力暂时跳出敌防线，西进桐柏山。

红二十八军在桐柏山区游移了一个多月，决定伺机东返，回到大别山区。 队伍行至桃花山附近时，手枪团探知敌独五旅从西向东运动，企图寻找红二十八军主力决战。

桃花山是个百来户的小集镇，是出入桐柏山的一条通道，三面环山， 一条小路从东南向西北伸进谷底，两侧悬岩峭壁，犹如刀削斧砍，山上浓荫遮天 盖地，是伏击的理想场所，红二十八军决定在这里痛击独五旅。

早晨八时许，敌人以一个团的兵力沿着山中小道进入谷底，搭人梯，攀悬崖， 妄图偷袭。二四四团和特务营战士沉着镇静，待敌接近，直到只有二十来米时， 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手榴弹劈头盖脸向敌群砸下去。刚刚爬到悬崖上的敌人， 遭到意外袭击，既无力还击，又无处躲藏，一个个滚下山崖，跌落山沟，葬身谷底。敌死伤大半，只好退下阵地。

独五旅偷袭不成，依仗优势兵力和装备，不顾不利地形，又以一个团兵力向右侧山梁爬来。敌人求胜心切，连续三次冲锋，被红军两面交叉的火力击退。

下午三时，敌人收拾残兵，在督战队威逼下，又组织残余兵力猛冲。师政委方永乐跃出掩体，高声呼喊；“消灭敌人的时刻到了，冲呀！”善于近战的手枪团， 一齐杀向敌群，展开白刃格斗。

疲惫不堪的敌人被压到谷底，再已无力组织进攻。

红军顺利地通过平汉路，经罗山向东挺进。不甘失败的独五旅又紧追上来。 红军一面阻击，一面疾进。决定待敌拖疲之后，选择有利的地形，再给以颜色。

 6月15日下午，红二十八军来到光山赛山寨。赛山寨虽不高，但山势陡峭，林木茂密。军师首长决定在此设伏，命令手枪团和主力埋伏在山梁背后，一营正面阻击，再挫独五旅。

敌六一三团扛着笨重武器，一路尾追，又饥又渴，途中热晕累倒就有一百多人。刚到赛山寨山脚，一营战士猛烈开火，令其手忙脚乱。埋伏在山梁后的红二十八军主力接着发起冲锋，以泰山压顶之势，冲向敌群。敌人招架不住，退下山去。我军跟踪追击，歼其大部。

天近黄昏，红二十八军向南疾进。独五旅旅长郑廷珍派兵四处侦察，直到三天后，才发现红二十八军已到罗田膛家堡一带了。

 6月18日，这个不认输的郑廷珍，带着两次重创的残兵又追上来。红二十八军在膛家堡以西的殷家园选好战场，决定三战独五旅。

殷家园地处大别山腹地， 山峦重叠，古木参天，红二十八军头天夜里进入伏击阵地，以逸待劳。这天清晨，独五旅残部闯进伏击圈，我四面一起喊杀，冲

入敌群。连吃败仗的独五旅，军无斗志，很快溃不成军。郑廷珍见势不妙，像丧家之犬，落荒而逃。

敌独五旅被红军连拖带打，三战三败，所属三个团及受其指挥的一八七团， 损失过半，不成建制。梁冠英大发雷霆，盛怒之下，将独五旅残部划给九十四旅， 独五旅从此不复存在了。

形散神聚的红二十八军

红二十八军重返大别山后，面对敌军重兵的围、追、堵、截，反复“清剿”， 如何坚持武装斗争，成为必须正确解决的首要问题。

1935年7月2日，高敬亭在太湖店前河召开皖西特委和主力红军、部分地方武装营以上干部会议，提出“四不打”的作战指导原则。即：“敌情不明不打，地形不利不打，伤亡过大不打，缴获不多不打。”在作战形式上，以游击战为主， 辅以必要的伏击战；在作战区域上，不仅在根据地打， 而且要到游击区和敌占区去打；在作战手段上，每战集中优势兵力，利用有利地形，或击其头，或断其尾，采取突然迅猛手段，穿插、分割、围歼敌人。

会后，红二十八军在潜山、太湖、霍山一带游击，时而南下，时而北上，纵横弛骋，行动自如。梁冠英几乎隔日向所属下达命令，并亲临店前河、陶家河指挥，也难觅红军踪迹。

高敬亭从长期的实践中认识到，没有根据地，主力红军就不可能长期坚持和发展。因此，每到一地，他不仅要求地方党组织大力发展地方武装，建立各路游击师、独立团、特务营，而且选派富有经验的红军指导员到地方协助工作，并不断检查，总结提高。

随着反“围剿”斗争的深入发展，保卫根据地的第三支武装力量——便衣队应运而生。便衣队一般由十多人或几十人组成，党政军一体化。他们组织发动群众，领导群众斗争，打击土豪劣绅，营救被捕群众，恢复生产，维护社会秩序， 成为红军联系群众的桥梁。

鄂豫皖边区的便衣队星罗棋布，不仅数量多，分布广，而且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便衣队将各自活动区域建成小块游击根据地，再与邻近的便衣队联系、小块根据地不断伸展，连成一片。

游击根据地的建立与扩大，主力红军、地方武装所到之处都有了依托，人力、财力、物力有了保障。红军有了左膀右臂，今天在山区打碉堡，明天在平原袭击乡镇，声东击西，变幻莫测，拖得敌军精疲力竭时，时而杀个回马枪、时而设下 连环套，打得敌人焦头烂额，丧魂落魄。

主力红军、地方武装、便衣队三结合的人民战争不断向前发展，梁冠英的“剿共”计划又宣告失败。蒋介石走马换将，1936年初，又调卫立煌接任鄂豫边区“清剿”总指挥。卫立煌向主子夸下海口：“五个月消灭大别山的红军。”

卫立煌上任后，急攻近利，积极调整部署：增加“剿匪”部队，从贵州调来善于山地作战的两个师担任“追剿”任务；在已有7条碉堡封锁线的基础上，又新筑4条碉堡线；采取稳扎稳打的战术“围剿”、“堵剿”、“追剿”、“驻剿”相配合的手段，企图短期内将红二十八军和地方武装斩尽杀绝。

卫立煌开始“五个月清剿”的时候，红二十八军决定以营为单位跳到外线分散活动，形成几个小拳头。各部灵活地穿插于敌人的碉堡网、封锁线之间，定期会合。部队每次分散时，由军部规定下次集合的时间与地点，集中时间与地点时常变换，如在某时某地因敌人扰乱未能汇合，则改为某地某时会合。

这一时期，红二十八军的伪装战术发展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不仅整个部队能够巧妙地伪装，单个战士也能伪装行动。当时，敌人派往鄂豫皖边区的部队很多， 番号也复杂，他们相互之间也不清楚。红二十八军利用敌人的这一弱点，穿上缴获的国民党军服，佩带敌军符号标志，伪装成国民党军队，在几路敌人之间来回穿梭。

一营游击到黄梅时，临时组织特务连，伪装敌十一路军去小池口“驻防”， 不响一枪，俘虏当地民团四百余人。特务营和手枪团一分队在潢川活动，半夜捉了一俘虏，查清敌军番号、驻地与布防后，冒充东北军一0八师，在公路上大摇大摆。在桃林镇，保安团以为是国军，予以热情招待，我军顺利地将敌一个营全部解决。

   在主力部队分散地外线游击的同时，地方武装则在根据地周围破坏敌人交通运输，打击敌军后勤机关；便衣队在内线紧紧依靠群众，困挠敌军，牵制敌军力量。主力部队在外线分散游击与伪装战术的普遍运用，地方武装与便衣队的巧妙斗争，卫立煌费尽心血在根据地建立起来的碉堡和封锁线失去作用。

敌人驻守碉堡的正规军逐渐撤回到主要城镇和交通要道，留在山区的基本是保安队。红二十八军返回根据地，打击民团，炸碉堡，摧毁封锁线，恢复苏区，发展武装，卫立煌的“五个月清剿”就这样草草结束了。

国民党对鄂豫皖边区的“清剿”一挫再挫，红军不但没有消灭，反而有复燃之势。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背信弃义，不但不兑现停止“剿共”政策，反而变本加厉，暗地调兵遣将，妄图孤注一掷，彻底荡平鄂豫皖根据地。

   敌人依仗兵多势众，将部队由过去重点驻防城镇、交通要道，改为进山扎寨，同时抽集大部组成“追剿”纵队，采取拉大网的办法，对红军实施远距离、多层次包围，使红军陷于欲突不能的境地。卫立煌认为红军“多系本地土著，所到之处有人勾引通窝”，根据多年的经验教训，提出“剿抚兼施，军政并进”的原则，企图运用反革命两手，彻底消灭红军和革命武装。封山搜山，放火烧山，迫使红军暴露目标，再加以聚歼。

当时，红二十八军正集合于鄂东北，获悉国民党军新一轮秘密“清剿”计划后，立即分散活动，各部抱定必胜的信念，各自为战，人自为战，无所畏惧地同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展开殊死战斗，虽然付出了沉痛代价，但基本保住了骨干力量。

   红二十八军各部浴血奋战的同时，分布在各地的便衣队经历了异常艰苦的斗争。便衣队建立的大片游击根据地被摧毁，所控制地区大多被敌占领，敌人胁迫群众，收买叛徒，便衣队往往一夜数迁，处境艰难。在敌人烧山搜山时，有的在山洞中宿营，有的在墓穴中栖身，有的跳进池塘藏身荷叶底下。尽管环境险恶，各便衣队仍然不屈不挠，最后仍有500多人坚持下来。

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红二十八军牵制了国民党军几十万兵力，纵横三省40余县，始终打不垮、拖不散，在艰难困苦中保存实力，并不断发展壮大。红二十八军红旗不倒，大别山红旗飘飘。国民党军连换三任“剿总”，都哀叹：“无可奈何！”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二十八军坚决执行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纲领，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计血海深仇，主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协议。尔后，红二十八军和根据地的地方武装、便衣队2000余人汇集于七里坪，整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浩浩荡荡地开赴抗日前线。

  （选自《党史天地》2000年第7期   作者：马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