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璋烈士纪念园，位于肥西县官亭镇兴塘村马油坊队，是肥西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

张璋，原名张鼎和，化名张晓天，1905年生。肥西县聚兴乡张新圩人，出身官宦地主家庭。稍长，随父定居天津，就读于南开中学。1919年“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思潮启迪了年轻一代，马列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热血青年张璋及时接受了新思想并参与各种斗争活动。

1925年，在中共北方区委的组织领导下，天津成立了反帝同盟，张璋积极参加，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被派往广州入黄埔军校学习。北伐前夕，广州革命热潮高涨，1927年2月12日，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恽代英的演说给张璋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恽代英在演说中言辞激昂：“你们到中央军校来学习什么？都晓得：来学习革命！就是革帝国主义的命，革封建军阀的命，简言之，就是从事国民革命这个艰巨的任务；怎么完成任务？只有勤学苦练学到真本事，才能够担当起历史的重任”。自那以后张璋满怀信心投入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之中。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张璋在广州被捕，后越狱逃脱，赴日本留学。1929年，因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被驱逐出境，回到北京，考入辅仁大学化学系学习。此时张璋奉党指示积极参加组织“北方左联”的筹备工作。他利用安徽同乡身份与“未名社”的李霁野、韦丛芜等取得联系，通过他们结识曹靖华、范文澜、孙席珍、台静农、傅仲涛等人。他团结党外进步人士和知名作家，为北方左联的成立奠定基础。

 1930年10月的一天，在北京法学一院礼堂，以“文学研究社”的名义召开“北方左联”成立大会，选出执委会，负责日常工作。张璋担任执委。他在北方左联工作期间，表现十分勇敢。在参加游行集会时，总是高举大旗，走在前面，并勇敢反抗警察镇压。张璋当时经济条件较好，凡是革命同志，不管认识不认识，只要经济困难，特别是刚从牢里释放出来衣食无着的人找到他，总是从衣袋里掏出5至10元相助，他的衣帽也让革命同志随便穿戴。

 1931年5月至10月间，河北省委、北平市委相继遭破坏，国民党宪兵第三团进驻北平，实行血腥镇压。张璋被捕，后经他的爱人吴昭毅四处奔走营救，得以获释。

 1931年冬，张璋带着妻室儿女回到合肥。他立即同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投入革命。开始在城里活动后回到老家张新圩，以世家子弟的身份掩护革命活动。此时，他根据中心县委的指示，一面和周味韶、徐志友等人在地方组织互济会，开展募捐活动，筹集经费，支援鄂豫皖苏区；一面筹划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活动。为了得到他大叔的枪支来武装农民，一天下午，张璋匆忙从外面回到家中，故意大喊大叫说腹痛难忍，闹得家人全知。夜间，趁家人不备，将10支长枪两支短枪，偷偷藏在送他到城里治病的凉床担架上， 铺上一层厚厚的稻草，使别人没有察觉。第二天一早，担架抬着他出了张新圩，他将武器送给游击队，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

送枪事件后，其叔勾结地方官府镇压革命。张璋趁叔父坐轿去合肥途经焦婆店时，指挥游击队袭击。结果，其叔胳膊受伤，差点丧命。其叔从合肥治伤回来，安设圈套，逮捕了张璋，将它五花大绑关在“占笼”里。其叔扬言要族人公审，然后用石磨捆在背上，投入河里。张璋后被游击队营救。其叔得知，迁怒于吴昭毅，将她母子赶出家门。吴昭毅带着孩子回到合肥。张璋获救后立即前往上海，化名张晓天，继续做党的地下工作。

 1936年夏天，张璋从上海回到安庆，由于叛徒告密不幸被捕。惨无人道的反动当局，对他施以酷刑，妄图从中获得地下党组织的秘密，以便一网打尽。张璋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和折磨，英勇不屈，守口如瓶。敌人费尽了心机却一无所获，于是决定对张璋下毒手。得知敌人马上要处死自己，张璋从容地在一只香烟盒上写了四句话：“教育我儿，继承我志，代我收尸，勿告我母。”作为遗言，托人带给妻子吴昭毅。这短短的十六个字，表达了他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后代的殷切期望，真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当年10月，张璋在一群反动军警的簇拥下，大义凛然地走向刑场。张璋面对执行的军警说：“就在这里吧！”军警们被他慷慨就义的大无畏精神所震撼，端枪的手颤抖不止。张璋高呼口号，饮弹身亡，年仅31岁。

 1936年张璋牺牲后运回家乡，葬于官亭镇兴塘村罗田埠生产队，1978年移葬至兴塘村马油坊生产队。1982年3月，由县委、县政府修墓立碑。墓呈圆形，墓的四周用青石砌成，四周栽有松柏多株，墓前一块耸立的石碑上，刻着由省委原第二书记顾卓新亲笔题写的六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张璋烈士之墓”。